“源浚者流长，根深者叶茂。”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从历史低值小幅回升，进一步加剧了“消费升级VS消费降级”之争。围绕这一讨论，当前较多的研究采用“由表及里”的思考方式，进而陷入消费现象的种种迷思。跳出这一窠臼，本文沿循“由里及外”的研究方式，首先构建中国消费格局的分析框架。在这一框架下，供给侧生产边界曲线与居民预期收入曲线的唯一切点，即为最优消费选择，代表了消费总福利。消费升级的本质，正是这一消费总福利的增加。因此，评判消费升级的关键，不在于消费篮子中的具体组合，而在于两大曲线的变动能否为消费者提供更充裕的选择空间，进而导向更高的总福利。有鉴于此，在前瞻中国消费格局之时，无需先验地假设消费升级的模版，而是可以通过研究两条曲线的长期变化，穿透消费迷思，进而推演出消费升级的机制和路径
我们将中国纷繁的消费现象进行抽象化，纳入一个坐标系中，以消费者的总福利(U)为纵轴，商品和服务的一般价格水平(P)为横轴。以此为基础，可以通过以下两条曲线，来刻画中国消费格局。
第一是供给侧的生产边界曲线。供给侧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，可以表示为一系列向内侧凸出的曲线(S1、S2…Sn)。
从静态来看，生产边界曲线的形状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端化发展进程。其中，n的数值越大，代表该条生产边界所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品质越好。这一属性体现于两个方面。其一，随着n的扩大，曲线所对应的福利和价格同时提升，表明供给走向高端化。其二，随着n的扩大，曲线愈加平坦，表明降低一单位价格对消费者带来的边际福利逐渐衰减，因此“价格战策略”效力渐失，倒逼供给侧淘汰过剩旧产能，将重心转向生产高新产品。
从动态来看，生产边界曲线的位移反映了中国科技进步和新经济发展的效应。一是“趋势效应”。由于科技进步提升了生产效率，因此将推动所有的生产边界曲线同步向左下移动，使消费者在同等支出下享受到更高的消费品质。二是“分布效应”。由于科技进步是呈指数级推进的，因此生产效率的提升将不断加速，导致生产边界的分布日趋稠密(Sn和Sn+1的间距收窄)。这意味着，消费者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更优质消费，所需要的额外支付越来越少。正如我们此前研究所述，中国新经济的蓬勃发展，加速了科技进步，降低了交易成本，因此是上述两大效应的倍增器。在现实中，中国电子产品的发展生动地体现了这两大效应：高端功能的普及化越来越迅速，产品更新迭代越来越频繁，但是价格水平却越来越亲民。
第二是居民的长期预期收入曲线。根据学理，在供给一定的情况下，消费者的选择将取决于其消费能力，而其消费能力则取决于其对生命周期内收入的预期。在坐标系中，这一长期预期收入曲线(E1、E2…En)由三大支柱进行支撑。随着三大支柱的增强，长期预期收入曲线将向外扩展，进而覆盖更多、更优质的消费组合。
支柱一：居民可支配收入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消费的基础。在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体上升的长期趋势下，制约其转化为消费能力的因素主要来自于结构层面。第一，阶层分配结构。由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强于高收入群体，因此各阶层收入分化越小，社会总体消费能力越强。第二，时间分布结构。居民收入总是存在时间上的分布不均匀，因此金融市场越发达，居民就越容易通过跨期借贷，规避“流动性约束”，增强消费的“棘轮效应”，从而保持消费能力的平滑释放。因此，对当今中国而言，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、以创新驱动提高劳动价值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、“脱贫攻坚战+乡村振兴”等战略举措，将有助于增强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消费的支撑作用。
支柱二：居民家庭资产。居民家庭资产主要包括金融资产(现金、存款、有价证券等)，和固定资产(住房和生产性固定资产)。从总量来看，家庭资产具有“财富效应”，资产价格越高，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就越强，并能够缓冲收入短期波动来带的不利影响。从结构来看，不同类型的资产效果有别，存在“效果—占比”错配的问题。金融资产流动性好，对消费的影响较强，但在中国居民家庭资产中的占比普遍偏少。就固定资产而言，由于在中国当前条件下，住房无法通过证券化高效转为现金流，其财富效应要远弱于生产性固定资产。相对于房价上涨，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固定资产增值，对消费的支持作用更强。因此，长效的住房机制、稳定的金融市场、优厚的“双创”环境，都有助于增强家庭资产的“财富效应”。
支柱三：居民长期预期。对于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资产，居民不仅关注当期值，更关注自身生命周期中两者的长期预期水平，并据此统筹安排当前和未来的消费。因此，居民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判，将从两个方面影响消费能力。第一，预期收入均值下降时，居民会相应降低当期消费，以平滑终身消费。第二，若预期收入的均值不变，但波动率上升时，居民也会因为厌恶不确定性，而增加预防性储蓄，降低当期消费。因此，对于当前中国，稳定的经济增长前景、长效的降低税费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，以及良好的政策一致性，将推动长期预期收入曲线的扩张。
最优消费选择：两条曲线的切点。如图所示，从经济学意义来看，居民长期预期收入曲线(E)的内侧(曲线左下范围内)，覆盖了居民能够买得起的所有消费组合。供给侧生产边界曲线(Sn)的内侧(曲线右上范围内)，覆盖了厂商所能提供的所有消费组合。n的数值越大，Sn所带代表的供给品质越高，Sn内侧的消费组合品质越好。因此，在一定时期内，预期收入曲线与生产边界曲线簇中的一条(例如S2)相切，形成唯一的切点(B)。那么，这个唯一的切点就是居民的全局最优的消费选择。即该点代表了，在充分利用居民消费能力和供给侧生产潜力后，居民实际所能达到的最高消费总福利。
为了进一步证明切点(B)是最优消费选择，我们讨论一个潜在的反例，即劣质生产边界(S1)与预期收入曲线的交点(A)。乍一看，该点同时代表更高的消费福利和更低的价格水平，是比切点更优的消费选择。但在现实中，由于该点并没有穷尽居民的消费能力，因此供给侧的厂商为了利润最大化，会拒绝提供劣质生产边界(S1),并不断提高生产品质和价格，推动生产边界升级，直至其充分利用剩余的消费能力，即达到与预期收入曲线相切的状态(S2)。所以，在现实中，上述交点(A)并不存在，即使短期出现，也会被市场的“无形之手”迅速推向切点(B)。这一理论解释了厂商的主动升级策略。例如，在当前的中国市场，智能手机厂商每年都会推出数款新产品，尤其是质优价高的旗舰机，而功能够用但是价格低廉的旧款机型则会被逐批下架停产。
理论照进现实的双重意义。在实践中，证明上述切点是最优消费选择，并以此构建分析框架，对理解中国消费的格局演进具有双重意义。
第一，破除消费格局的迷思。目前，围绕中国消费升级、降级的讨论，存在诸多迷思和误区。一方面，从上述分析可知，消费升级本质上是消费总福利的提升，而消费总福利取决于整体的最优消费组合。因此，单项消费的变动(例如，榨菜、二锅头、SUV、出国旅游等)，以及消费品价格、质量的变动，均不能严格表征消费格局的演变。另一方面，消费组合的变动，应区别主动被动之分。因为政策环境、供给侧冲击等原因，导致消费者被迫接受更优质的消费组合，可能反而造成总福利的损失，也算不上消费升级。
第二，探寻消费格局的演变。当前，围绕“消费升级VS消费降级”之争，较多的研究采取“由表及里”的思路：即人为先验地设定一个消费升级(降级)的消费组合模版，然后观察当前消费组合与先验模版的差距，进而评判消费升级(降级)的进退。但是，由于上文所提到的种种消费迷思，导致表面的观察并不准确，更难以推及里层的机制。基于本文的分析框架，我们得以尝试“由里及外”的研究思路。从本文可知，消费升级的关键，不在于消费篮子中的具体组合，而在于两大曲线的变动能否为消费者提供更充裕的选择空间。只要空间扩大，居民的主动选择必会导向更多的福利，即实现消费升级。由此，无需先验地假设消费模版，而是可以通过研究两条曲线的作用和变化，推演出消费升级的机制和路径，进而解释和前瞻中国消费格局的演变。
关键词： 经济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