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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消费格局的分析框架

2018-11-08 11:55:14来源:首席经济学家论坛

“源浚者流长,根深者叶茂。”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从历史低值小幅回升,进一步加剧了“消费升级VS消费降级”之争。围绕这一讨论,当前较多的研究采用“由表及里”的思考方式,进而陷入消费现象的种种迷思。跳出这一窠臼,本文沿循“由里及外”的研究方式,首先构建中国消费格局的分析框架。在这一框架下,供给侧生产边界曲线与居民预期收入曲线的唯一切点,即为最优消费选择,代表了消费总福利。消费升级的本质,正是这一消费总福利的增加。因此,评判消费升级的关键,不在于消费篮子中的具体组合,而在于两大曲线的变动能否为消费者提供更充裕的选择空间,进而导向更高的总福利。有鉴于此,在前瞻中国消费格局之时,无需先验地假设消费升级的模版,而是可以通过研究两条曲线的长期变化,穿透消费迷思,进而推演出消费升级的机制和路径

我们将中国纷繁的消费现象进行抽象化,纳入一个坐标系中,以消费者的总福利(U)为纵轴,商品和服务的一般价格水平(P)为横轴。以此为基础,可以通过以下两条曲线,来刻画中国消费格局。

第一是供给侧的生产边界曲线。供给侧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,可以表示为一系列向内侧凸出的曲线(S1、S2…Sn)。

从静态来看,生产边界曲线的形状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端化发展进程。其中,n的数值越大,代表该条生产边界所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品质越好。这一属性体现于两个方面。其一,随着n的扩大,曲线所对应的福利和价格同时提升,表明供给走向高端化。其二,随着n的扩大,曲线愈加平坦,表明降低一单位价格对消费者带来的边际福利逐渐衰减,因此“价格战策略”效力渐失,倒逼供给侧淘汰过剩旧产能,将重心转向生产高新产品。

从动态来看,生产边界曲线的位移反映了中国科技进步和新经济发展的效应。一是“趋势效应”。由于科技进步提升了生产效率,因此将推动所有的生产边界曲线同步向左下移动,使消费者在同等支出下享受到更高的消费品质。二是“分布效应”。由于科技进步是呈指数级推进的,因此生产效率的提升将不断加速,导致生产边界的分布日趋稠密(Sn和Sn+1的间距收窄)。这意味着,消费者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更优质消费,所需要的额外支付越来越少。正如我们此前研究所述,中国新经济的蓬勃发展,加速了科技进步,降低了交易成本,因此是上述两大效应的倍增器。在现实中,中国电子产品的发展生动地体现了这两大效应:高端功能的普及化越来越迅速,产品更新迭代越来越频繁,但是价格水平却越来越亲民。

第二是居民的长期预期收入曲线。根据学理,在供给一定的情况下,消费者的选择将取决于其消费能力,而其消费能力则取决于其对生命周期内收入的预期。在坐标系中,这一长期预期收入曲线(E1、E2…En)由三大支柱进行支撑。随着三大支柱的增强,长期预期收入曲线将向外扩展,进而覆盖更多、更优质的消费组合。

支柱一:居民可支配收入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消费的基础。在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体上升的长期趋势下,制约其转化为消费能力的因素主要来自于结构层面。第一,阶层分配结构。由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强于高收入群体,因此各阶层收入分化越小,社会总体消费能力越强。第二,时间分布结构。居民收入总是存在时间上的分布不均匀,因此金融市场越发达,居民就越容易通过跨期借贷,规避“流动性约束”,增强消费的“棘轮效应”,从而保持消费能力的平滑释放。因此,对当今中国而言,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、以创新驱动提高劳动价值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、“脱贫攻坚战+乡村振兴”等战略举措,将有助于增强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消费的支撑作用。

支柱二:居民家庭资产。居民家庭资产主要包括金融资产(现金、存款、有价证券等),和固定资产(住房和生产性固定资产)。从总量来看,家庭资产具有“财富效应”,资产价格越高,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就越强,并能够缓冲收入短期波动来带的不利影响。从结构来看,不同类型的资产效果有别,存在“效果—占比”错配的问题。金融资产流动性好,对消费的影响较强,但在中国居民家庭资产中的占比普遍偏少。就固定资产而言,由于在中国当前条件下,住房无法通过证券化高效转为现金流,其财富效应要远弱于生产性固定资产。相对于房价上涨,实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固定资产增值,对消费的支持作用更强。因此,长效的住房机制、稳定的金融市场、优厚的“双创”环境,都有助于增强家庭资产的“财富效应”。

支柱三:居民长期预期。对于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资产,居民不仅关注当期值,更关注自身生命周期中两者的长期预期水平,并据此统筹安排当前和未来的消费。因此,居民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判,将从两个方面影响消费能力。第一,预期收入均值下降时,居民会相应降低当期消费,以平滑终身消费。第二,若预期收入的均值不变,但波动率上升时,居民也会因为厌恶不确定性,而增加预防性储蓄,降低当期消费。因此,对于当前中国,稳定的经济增长前景、长效的降低税费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,以及良好的政策一致性,将推动长期预期收入曲线的扩张。

最优消费选择:两条曲线的切点。如图所示,从经济学意义来看,居民长期预期收入曲线(E)的内侧(曲线左下范围内),覆盖了居民能够买得起的所有消费组合。供给侧生产边界曲线(Sn)的内侧(曲线右上范围内),覆盖了厂商所能提供的所有消费组合。n的数值越大,Sn所带代表的供给品质越高,Sn内侧的消费组合品质越好。因此,在一定时期内,预期收入曲线与生产边界曲线簇中的一条(例如S2)相切,形成唯一的切点(B)。那么,这个唯一的切点就是居民的全局最优的消费选择。即该点代表了,在充分利用居民消费能力和供给侧生产潜力后,居民实际所能达到的最高消费总福利。

为了进一步证明切点(B)是最优消费选择,我们讨论一个潜在的反例,即劣质生产边界(S1)与预期收入曲线的交点(A)。乍一看,该点同时代表更高的消费福利和更低的价格水平,是比切点更优的消费选择。但在现实中,由于该点并没有穷尽居民的消费能力,因此供给侧的厂商为了利润最大化,会拒绝提供劣质生产边界(S1),并不断提高生产品质和价格,推动生产边界升级,直至其充分利用剩余的消费能力,即达到与预期收入曲线相切的状态(S2)。所以,在现实中,上述交点(A)并不存在,即使短期出现,也会被市场的“无形之手”迅速推向切点(B)。这一理论解释了厂商的主动升级策略。例如,在当前的中国市场,智能手机厂商每年都会推出数款新产品,尤其是质优价高的旗舰机,而功能够用但是价格低廉的旧款机型则会被逐批下架停产。

理论照进现实的双重意义。在实践中,证明上述切点是最优消费选择,并以此构建分析框架,对理解中国消费的格局演进具有双重意义。

第一,破除消费格局的迷思。目前,围绕中国消费升级、降级的讨论,存在诸多迷思和误区。一方面,从上述分析可知,消费升级本质上是消费总福利的提升,而消费总福利取决于整体的最优消费组合。因此,单项消费的变动(例如,榨菜、二锅头、SUV、出国旅游等),以及消费品价格、质量的变动,均不能严格表征消费格局的演变。另一方面,消费组合的变动,应区别主动被动之分。因为政策环境、供给侧冲击等原因,导致消费者被迫接受更优质的消费组合,可能反而造成总福利的损失,也算不上消费升级。

第二,探寻消费格局的演变。当前,围绕“消费升级VS消费降级”之争,较多的研究采取“由表及里”的思路:即人为先验地设定一个消费升级(降级)的消费组合模版,然后观察当前消费组合与先验模版的差距,进而评判消费升级(降级)的进退。但是,由于上文所提到的种种消费迷思,导致表面的观察并不准确,更难以推及里层的机制。基于本文的分析框架,我们得以尝试“由里及外”的研究思路。从本文可知,消费升级的关键,不在于消费篮子中的具体组合,而在于两大曲线的变动能否为消费者提供更充裕的选择空间。只要空间扩大,居民的主动选择必会导向更多的福利,即实现消费升级。由此,无需先验地假设消费模版,而是可以通过研究两条曲线的作用和变化,推演出消费升级的机制和路径,进而解释和前瞻中国消费格局的演变。

关键词: 经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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